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①中指出，“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

1950年6月6日，距上述讲话不足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② 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联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党从国民党那里接下来的烂摊子，民生凋敝，财政窘困，而尚未完结的革命斗争和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方方面面都需要大量资金，不难想见毛泽东同志把节减国家机构经费放在如此重要位置的原因。1950年4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关于军队复员工作的指示》③中作出如下批语，“（一）四月十二日林彪同志给邓谭赵陶④ 关于中南区今年复员五十三万至六十万人的电报谅已收到。我们希望这个复员工作能于五月至八月四个月内做到，以便节省出九月至十二月共四个月的经费，减轻人民一部分粮税负担。”

时隔70余年，这短短两句话，仍然令人动容。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操持着这么一个大的国家，中南地区战事稍结，他即筹划部队复员，目的就是要减少五、六十万人四个月的经费以减轻人民粮税负担，当时国家财力之薄弱由此可见一斑，而领袖忧民爱民为民的真挚情怀更让人崇敬。

重读这段历史，能够更真切体会到中央在全党持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是总书记对历史思维的深刻诠释。我们党能走过百年的光辉历程，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带有决定性、根本性的经验，也是我们党的初心所在，是每一位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的起点。

重温这段历史，也更真切感受到把宝贵的机构编制资源用在刀刃上的时代内涵。机构编制是党的重要政治资源、执政资源。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财力薄弱，严格控制乃至精简财政供养人员是不得不，有被迫的意味，现在则要主动为之。“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艰苦奋斗的传家宝什么时候也不能丢。同时，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今天考虑机构编制资源配置的着眼点不仅仅是经济维度，更重要的是政治考量。党和国家事业在新时代的新战略新发展，需要机构编制工作担当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为。在关系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无论是职能配置、机构设置，还是编制核定，都要更大限度地发挥体制机制的效能，更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潜能。

注释：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72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93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10页。

④ 邓指邓子恢，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赵指赵尔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陶指陶铸，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来源：《中国机构编制》2024年第1期）